我是丰县中学1977届高中毕业生。
母校是全县人民的骄傲，是人文荟萃、钟灵毓秀之地，历经百年，为国家培养了无数的精英和栋梁，身为丰中学子，我倍感自豪与光荣。
离开母校46年,我们这届学子已从懵懂少年变成了退休老人，含饴弄孙，享受天伦之时，却愈发怀旧，往事萦怀，挥之不去。
母校是烙在心中的。我热切思念母校，有时徘徊在校园外，就是没有勇气跨进校园，我觉得，我是让母校蒙羞的学生。
我们那一届的学生，大部分都是“学混子”，这是那个特殊年代的产物，全国都一样，老师无法左右，不谙世事的我们更是无可奈何。我们那一届成了社会的弃儿。
我1967年上小学一年级，正值文革时期。部分中学生到全国各地去“串联”，开始“停课闹革命”，大学停招。我们在学校里疯玩疯闹，完全是一种散漫无序的状态。
我们这一届，是城乡混读，还有部分留级生，年龄参差不齐，最大的是1955年出生，最小的是1961年出生，多数在1958年到1960年这个年龄段上。到了高中，年龄差距进一步缩小。1958年上半年出生的同学，不是参军就是下放，1958年以后的同学留校读书。初中升高中，凭的是“户口簿”，跟成绩无关，按年龄录取，这是亘古未有的新鲜事，上学可以不考试，考零分不影响升学，这是特殊年代的特殊现象。我儿子也是丰中毕业，我把这事讲给他听，他说是天方夜谭。
1973-1977年，我在丰县中学就读了四年半时间。我们1977年7月高中毕业，“四人帮”刚垮台，历史的惯性还没彻底刹车，“知识青年”继续下放农村。我的学生时代，完全处在“十年动乱”之中，老师不敢教，学生不想学，教材生硬刻板粗糙，课外读物寥寥无几，只有《金光大道》《艳阳天》和“小人书”等。校园里悄悄流行手抄本，我看过的有《一双绣花鞋》《梅花党》《第二次握手》等。这些手抄本比公开出版发行的读物更有味道，大家都在疯狂传抄，避开人如饥似渴地阅读，远比学习课本积极专注。当时社会上流传手抄本。那时文化生活非常贫乏，活跃在剧场舞台上的是八个“样板戏”，电影院里也是搬上银幕的样板戏。
我上初中的时候是八个班，四班是“文体班”又称“皮鞋班”，八班是“加强班”又称“草鞋班”，其他六个班级整齐划一，都是“布鞋班”，当时的代课老师是孙贤宝、张桂兰、谷兆英、耿美云、罗春珍、达永贵、王启侠、史洪德、王传会、刘仁虎、张其臣、徐益升、路明立、徐克厚、魏以善、王家隆、王锦荣、严仲法、周一乃、周商洋、陈素贞等老师。
上高中的时候，各个乡镇的同学全部返回所在乡镇就读，还有一部分大龄同学下放，高中还剩下六个班。上到高二分了专业，学农机的两个班、学医士的三个班，学师范的一个班。代课老师是张为和、郏从荣、高大琳、蒋秀华、吴昌明、王为建、郝立德、朱锡强、吴中青、彭润生、王克俭、朱光明、李莲芝、钱达、高天问、于金陵、于为政、李汉珍、魏崇镇等老师。
1973年冬，我进入丰县中学读书时，丰县城区只有这一所中学，城区四关小学、近郊小学的学生，都涌入了“丰中”。当时由邓小平主持国务院的工作，“政治挂帅”在淡化，教育上也在小心翼翼地抓“教学质量”，所以我们小升初，还是考试选拔的，后来害怕小学生年龄太小，失学后会增加社会负担，又降低分数扩招。
1973年10月，暑假开学后没多久，一股歪风就刮进了全国各地的校园。
1973年7月19日，《辽宁日报》以《一份发人深省的答卷》为题，发表了张铁生的信。并附有编者按：张铁生理化这门功课的考试，似乎是交了白卷。然而对整个大学招生的路线问题，却交了一份颇有见解，发人深省的答卷。8月20日，《人民日报》转载这篇文章，另加编者按：这封信提出了教育战线上两条路线、两种思想斗争的一个重要问题，确实发人深思。
1975年4月，张铁生被选为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委，出任辽阳农学院领导小组副组长、党委副书记。学生们有了这样的认知：交白卷可以上大学，反潮流可以做大官。一时间，张铁生成了名噪全国、勇于交白卷的反潮流英雄。
借助这股浪潮，北京一位姓黄的女同学，勇敢地站出来反对“师道尊严”。
学校里开始大批“修正主义教育路线回潮”和“师道尊严”，强调建立新型的师生关系，说老师和同学是“同一个战壕的战友”。
张铁生和黄姑娘成了学生的楷模，无知的我们更加疯狂地瞎闹，就有人拉帮结伙，喝血酒、磕头折鞋底，结拜把兄弟。中华民族几千年的传统美德“尊师重教”，流传到我们这一辈，突然断代。
老师不敢教学。我上高一的时候，学校西院墙被调皮的学生扒开一个很大的洞，学生从墙洞里钻进钻出，美其名曰“开门办学”。
一天，学生钻到校外去玩耍，高一六班的班主任郏从荣老师从墙洞里往外探头，想叫学生回课堂上课，郏老师苦口婆心，他们无动于衷。教室里的学生纷纷围观，一个调皮的学生拾起一块硬坷垃，掷向郏老师，准确无误地命中了郏老师的腰。郏老师被砸倒了，请了病假回家休养，一个学年没上数学课。
我们这一届学生，七七年恢复高考时仅有十几个同学考取大学，大部分是老师的孩子，连十分之一都不到。要知道，母校“文革”前的升学率一直在85%以上，每年都有学生考入北大清华。很多同学都说，这一砸，碎了我们的大学梦。
那样的大环境，教师只好“独善其身”管自己的孩子。老师经常在课堂上哀求学生：请你们安静20分钟，我把重点要点讲完，行不行？学生们傲得像美国总统，翻着白眼不予理睬，老师无可奈何！
还有一次，朱锡强老师上政治课，学生大声喧哗、嬉戏打闹。朱老师把他们轰出教室，叫他们“哪儿凉快到哪儿呆着去”，这几个同学放学后掀了朱老师的鸡窝，把鸡食盆扔到了河里，朱老师避在门后偷看，不敢出来制止。
我们的教室是一排排相互毗连的平房。房屋之间的隔墙只垒到梁头，梁下扎着捆成把的苇子秸，用掺有碎头发、碎绳头之类的石灰腻平，就是“天花板”。调皮的同学就爬上天花板，从东头跑到西头，踩得石灰碎屑“哗哗”掉落。有时突然把天花板跺出两个窟窿，两条腿从天花板上垂下来，悬在半空中晃荡。
同学被吓得“哇哇”怪叫，胆小的女生作揖祈求张天师，肯请老神仙赐给“驱鬼”的符咒，要么就打一个降妖除怪的掌心雷，十分恐慌，十分虔诚。
孔子这样的“天之木铎”“至圣先师文宣王”也有“坠腿拉色”的弟子，特殊年代的“臭老九”没办法要求班里的学生整齐划一。读书化愚，老师想尽一切办法让学生读书长见识，学生少不更事，自甘沉沦，家长也不管不问，把我们当羊放了。
我们当时跟老师对着干，还喜不自胜，后来终于明白毁的是我们自己。老师苦心孤诣，恨不得劈开我们的葫芦瓢，把知识灌输给我们，叫我们如同醍醐灌顶般顿悟天机。可惜我们醒悟得太迟了，悔之晚矣！
我们77届的同学，步入社会后分成了好几类。
第一类是留校人员，77届有两人留校，一个是学生会主席王福龙，忠厚老实、积极负责，很值得信赖，另一个是程守君同学，也是“忠厚可靠”的类型，任劳任怨听指挥。
第二类是步入军营的同学，男女生都有。他们是校团委副书记张大忠、还有孙建民、温建立、马海军、王波、戴爱国、刘敦林、王凯歌、张宁生、樊宏生、史玉坤、赵玉民、吴世军、蒋慎玉、姜春阳、温立涛、孙华强、李文东、陈福来、许阳、周新华、徐惠臣、侯金凯、吕卫东、陈青林、赵平、韩丰、张杭生、郝存德等。女同学是吴桂萍、周爱红、崔晓萍、吴苏明等几十人。
第三类是天之骄子，七七年考上大学的同学。他们是张广才、王宏君、孙远举、张新建、高波、张琦、林丰、李缔华、郭海波、史先功、张广超、张丰程、潘晓军、马敬辉、仇宏伟等同学。
步入社会以后，很多人醒悟了，明白了知识的重要性，继而发奋读书。但没有学校的环境没办法专心致志，也没有充裕的时间，更没有老师的辅导，所以学习效果不理想。国家也给了我们这一代人机会，开办了成人教育。像“职大、夜大、电大、函大和自学考试”，学习期满，考试合格，国家发毕业证，承认专科学历。我们这一届的俞文明、李新、孙华强、王志强、宋全庆、孙建仁、张杭生等人，都是“五大”毕业生，是在围墙外接受的高等教育。
第四类是下放的同学，是77届学生的绝大多数，农村户籍的同学返乡务农，是“知识青年”
第五类是留城同学，他们是独生子女，或姐姐、哥哥下放了，按照政策规定，留下来照顾父母，大概有二十多人。他们是俞文明、邵霞、包敬民、张静、孙秀梅、曹广宇、刘超、王志强、王勇、李文、顾明康、宋全庆、王坤建、蒋亚智、李惠臣、高颖、温立涛、胡侠等。
我们77届还出了几个艺术家，一个是画家张广才，一个是作家王志强，一个是摄影家沙福幸，一个是播音员袁艺。
张广才是美术硕士生，中国美术家协会会员，江苏教育学院教授，美术学院院长。苏教版的小学课本上，几乎所有的插图都出自张教授之手。
王志强是丰县作协名誉主席、徐州市作协理事、中国作家协会会员。是继赵本夫老师之后的第二位本土作家，填补了赵本夫老师离开丰县之后，33年没有国家级作家的空白。王志强起步很晚，从2014年开始从事文学创作，第一年入市作协、第二年入省作协，2017年加入中国作协，这在全国范围内也是极为少见的。
王志强已经出版四部长篇小说《心中的太阳》《骚动的小城》《龙须菜》和《老姑娘》，其中《心中的太阳》再版。参与编写《丰县志》（1978--2005）《文艺花开亮凤城》《中国蝉文化》《丰县百年文艺》《凤城酒韵》等多部图书。已经完成重大历史题材长篇小说《天师之祖张道陵》《丰生沛养汉刘邦》《布衣天子汉刘邦》及影视作品的创作。在省市县各级报刊杂志和网络平台上发表多篇散文、小说，获得过省市县各级奖励。现在正和朋友一起收集整理湖西革命老区的抗战历史文献资料，准备创作一部红色书籍和影视作品。
袁艺和沙福幸都在各自的领域取得了骄人的业绩，沙福幸曾任丰县摄协主席，他的作品多次获奖。袁艺同学担任电视专题片《张玲兴和她的三位母亲》的配音，这部纪录片分别荣获2002年度徐州市一等奖、江苏省一等奖、中国新闻奖一等奖、法国戛纳电视节提名奖。我们都在用实际行动来证明，我们虽然落伍了，却没有沉沦。我们知耻后勇，坚持不懈地学习。虽然退休赋闲了，也在尽力为国家、为社会多做一些力所能及的事情。苟利国家生死以，岂因福祸趋避之。
离开母校46年，我们的老师，还健在的老师，也都垂垂老矣。
在这个世界上，最关心我们的就是两种人，一是家长，一是老师。家长给我们生命，对我们有养育之恩。老师开启我们的心智，对我们有启迪教化之恩。因此，最值得我们感恩的，就是家长和老师。可惜我们醒悟得太晚了，辜负了老师的良苦用心。
追忆往昔，我为过去的无知而羞愧。我对不起母校，对不起真心呵护我们又万般无奈的老师。我向老师道歉，向母校忏悔。迷途的羔羊知返了，浪子知道回头了。可是不论现在怎么做，逝去的时光追不回来，过去的损失无法弥补。
比我们年长的校友基本上没荒废学业，像“老三届”的学兄、学姐，虽然毕业没能直接考大学，在家里徘徊苦闷一段时间，恢复高考后，他们马上脱颖而出，跃过了龙门。比我们年轻的校友，没经历过岁月的蹉跎和荒唐，都成了社会各个阶层的精英翘楚。丰中有过一段与历史违和的岁月，这样的历史不会重演，估计也没有人刻意记述。我故意把伤口撕开给大家看，似乎有些残忍了。我想让大家了解这段历史，汲取教训，珍惜自己拥有的学习环境和机会。
2023年9月22日初稿
2023年9月23日修改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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发表于 2023-10-21 22:52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