本帖最后由 西环路 于 2025-6-12 16:06 编辑
跨越预选的独木桥:一个苏北学子的1987
文/蒋思锋
1987年暮春的苏北平原,麦子开始灌浆,我攥着准考证站在县城中学的走廊里,看着斑驳的墙皮簌簌落下。这是恢复高考第十个年头的预选考试,于我们这些乡镇中学的学生而言,这场考试远比七月的正考更残酷——它像一道筛子,要把百分之九十的同龄人提前筛出高考赛道。 我们班59个同学挤在漏风的教室里,煤油灯在冬夜里摇摇晃晃。有人把知识改变命运的标语贴在课桌上,有人偷偷在抽屉里藏着母亲塞的烤红薯。班主任王老师总说:预选过不了,连碰运气的资格都没有。这话像根刺,扎得每个人心里发疼。 考试那三天,我超常发挥。数学卷最后两道大题,我握着笔的手都在抖,却鬼使神差地算出了答案。放榜前的八天,父亲让我跟着母亲栽红薯苗。泥土裹着汗水渗进指甲缝,我却总在田埂上走神——要是预选不上,这双手怕是要永远握锄头了。 当村里教书的老吴老师骑着二八自行车冲进晒谷场时,我正在井台边压水。栋栋!全县理科预选,咱班就你一个!他车铃摇得叮当响,惊飞了树梢的麻雀。我望着水桶里晃荡的倒影,忽然想起邻村那个服毒的姑娘。她本是年级前十的苗子,预选失利后被迫换亲,最后把农药倒进搪瓷缸的模样,成了我心里永远的疤。 预考过关的七个人搬进空荡荡的教室,桌椅在水泥地上拖出刺耳的声响。我们像被大浪推上岸的鱼,在最后的两个月里疯狂吸氧。凌晨三点的月光透过教室破窗,照见煤油灯芯结出的黑花,也照见我们冻得发红的手指。 填报志愿时,班主任摊开泛黄的《招生手册》,用红笔圈出西北政法大学。这学校在西安,坐火车要两天两夜。他的烟袋锅在讲台上敲得咚咚响,可要是考上了,你就是咱公社二十年第一个本科生。 七月流火,考场外只有班主任守着。他揣着用旧报纸包的藿香正气水,看我们像奔赴刑场般走进考场。发榜那天,村支书和邮递员骑着大架自行车,车铃响得整条巷子都在颤。父亲在玉米地里直起腰,沾满泥的手在裤腿上蹭了又蹭,接过红色录取通知书时,眼泪砸在西北政法大学的烫金字上。 那年村里放了两天露天电影,银幕上的《少林寺》映着乡亲们的笑脸。父亲用卖猪的钱摆了四桌酒席,把大前门香烟塞给邮递员时,手还在发抖。后来我才知道,那两盒烟花掉了他半个月的工分。 如今站在办公室的落地窗前,望着城市的霓虹,我总会想起那个煤油灯下的教室。当年没闯过预选的同学,有的成了乡镇企业的工人,有的守着几亩薄田终老。去年回村,在晒谷场遇见当年的同桌,他的儿子正在读职高,现在不用预选了,可考大学还是难啊。他搓着粗糙的手掌,指甲缝里还嵌着泥土。 四十年过去,预选制度早已成为历史,可那段在独木桥上挣扎的岁月,依然在记忆里闪着微光。它教会我:命运给每个人的机会或许不同,但那些在黑暗里点灯的日子,终将照亮前行的路。 (根据当事人陈述整理)
|