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记者调查发现，在部分农村地区，中青年人出现啃老现象。 有的打工数年，仍需家里老人贴补；有的为了结婚成家，婚前婚后都让老人“大力支持”；有的婚后子女管不了，还靠老人给抚养费。在乡村全面振兴、城乡不断融合的背景下，农村啃老现象亟需引起重视。记者在走访中发现，农村啃老现象在20岁至40岁年龄段的中青年群体都存在，其中年轻人啃老主要表现为工作后入不敷出、在家待业等，靠父母贴补。而30岁以上的人群不乏靠父母买车、付房贷，部分父母还要拿出自己的养老钱贴补儿孙。中部地区某农村一名22岁的大学生小王今年大学毕业后未找到工作，已在家休息几个月，他打算先在家复习考公：“现在就业形势不好，与其在私企混日子还不如认真考公，一些学长连续两三年专门在家复习。”山西24岁的宁博（化名）职高毕业后进城打工数年，但不时需要父母贴补。今年宁博结婚，在县城买房、彩礼等40万元左右的花销全靠父母负担。“在外打工日常消费高，很难攒下钱，不向父母伸手就不错了，养娃根本不敢想。”宁博说。富有富啃，穷有穷啃。61岁的王超（化名）家境相对较好，尽管给儿子在城里全款买了房和车，仍要贴补儿子一家。“无论穷富都啃，富有富啃，穷有穷啃，婚前婚后都啃。”王超说，“家境好的还凑合，一般家境的该多难啊。”白彩霞（化名）是宁夏西海固的脱贫户，她25岁的儿子成家后在城里打工，每月3000多元的收入难以养家，她和老伴只能节衣缩食，按月给孙子打奶粉钱。白彩霞说，今年肉牛价格下降，养牛基本不挣钱，她在公益性岗位工作，每月近1000元的收入基本都贴补孙子了，一家人只能借新还旧凑合过日子。除了“啃金钱”，“啃时间”更为常见。不少进城务工的年轻人将孩子交给父母养育，长辈花钱又费力。中部某省35岁的韩飞和妻子常年在江苏打工，有一双儿女，都由爷爷奶奶照料。“我们一年最多回家两次，每次在家最多待半个月，孩子从小由我爸妈带大，日常花销也主要由我爸妈负担，真的没办法。”韩飞说。近年来，我国城镇化快速推进，大量农村青年为就业、成家、子女教育等涌向城市，人员地域流动、阶层流动，信息流动等因素的影响加强，对传统乡村社会价值观产生冲击。受消费主义影响，农村攀比之风抬头，有的中青年人消费欲望强烈，一度追求高额消费，完全超越个人能力。“干啥都要比，说啥都是钱。”王超说，买手机只买苹果手机，买车低价的不考虑，必须得开出去能撑面子的，“停在那儿都能让人高看一眼”。高额消费掏空了一些农村中青年人的钱包，养育子女等应由其承担的责任义务，自然落到了家里老人肩上。东部某镇一位老人说：“儿子没钱养孙子了，无论怎样也得管呀，谁让是我生的儿子呢。”“如果不贴补，小两口就会因为经济问题闹矛盾，与其这样，宁愿自己少花点。”王超说。 老人的付出，被有的中青年人视为“就应该”。自己要活得好，活得比别人强，为了创造属于自己的“美好生活”，他们顾及不到抚养后代、赡养老人等传统家庭责任，“啃”自家的老人，也就成了理所当然。除了主观上的“就应该”，也存在客观上的“不得已”。半月谈记者了解到，购房、彩礼等开支如今逐渐成为农村家庭的大头开支。王超说，农村青年要成家、孩子要上学，在城里没房根本不行，这两年买房、买车、结婚彩礼等行情不断攀高，以前结婚买县城的房子就行，现在有的还要求到市里买，一些家庭因此不堪重负。在江苏沭阳，农村孩子要想到城里上初中，除非成绩在乡镇排名靠前或父母在城里有房子，否则至少要交上万元的借读费等，其中不乏交三四万元的。仅这一项对大多数家庭来说，就是一笔很大的开支。如果某个家庭不止一个孩子，这笔钱对一般家庭来说负担“真的很沉重”。然而不到城里上初中，很大程度上就意味着与重点高中、大学等无缘。“砸锅卖铁也得让孩子们到城里上初中。”沭阳某镇一位老人说。 受近年经济形势影响，进城就业及创业增收压力增大，部分农村中青年认为不得不啃老。中部某县人民法院法官表示，农村中青年人进城后大多从事非固定工作，收入不稳定，既要养家糊口还要还房贷。近年法院受理的民间借贷案件增多，部分是进城务工农民房贷断供，还有的是几千元到几万元不等的小额贷款。东部某省40多岁的张龙（化名）曾在服装厂打工，几年前回家自己开厂，不到3年亏损倒闭，只能重操装修旧业，后又陷入传销骗局，父母向传销组织支付“赎金”才得以将其解救。如今，张龙意志消沉，常年待业在家啃老。妻子和他离婚后，留下一个上中学的女儿，也只能由爷爷奶奶照料。“啃老”不是个新现象。早在2011年就有媒体报道，我国六成以上家庭存在“老养小”，并引用中国老龄科研中心统计数据称：在城市里，我国有65%以上的家庭存在“老养小”的现象，有30%左右的成年人依靠父母为其支出部分甚至全部生活费。事实上，“啃老”已成为全球现象。今年有媒体报道指出，韩国20至39岁青年中既没有工作也没在求职的“纯休息”人口有约61.3万；日本超过116万人不工作、不上学或不参加任何培训活动；法国25岁以上仍与父母同住的年轻人有130万人；印度“啃老族”的人数从2004年的约7000万到2018年上升至约1.16亿。在全球“啃老”现象愈发严重的情况下，不少国家都积极采取措施应对。2023年11月，韩国政府宣布拨款1万亿韩元（约合53.7亿元人民币），以鼓励更多年轻人加入到劳动力市场。多个欧洲国家为年轻人提供了专业培训计划。印度政府于近年发起了一项名为“印度技能”的计划，其中包括一系列旨在加强技能培训和促进就业的措施。 对我国来说，农村“啃老”现象是个系统性问题，一味在道德上谴责年轻人啃老，无法解决“啃老”困境。对此，受访专家和基层群众认为，要消除农村啃老现象，应综合施治，既要为广大中青年农民的就近市民化提供更多保障，也要降低婚姻综合成本，减轻其负担，还要推动崇德向善的乡风建设，在思想上使其扎牢自立自强的正确认识。扭转农村不良风气，恢复家庭传统功能。农村啃老与社会风气密不可分。针对一些农村攀比之风、消费主义抬头，部分专家学者建议，结合各地实际探索有效举措，发挥乡风民约软约束、黏合剂作用，通过正向激励，引导村民崇德向善，改善乡村风气。加快城乡融合发展，为农民进城提供更多保障。随着生活地点和生活方式的变化，一些想要进城的农村居民承担着较重的生活压力。基层干部认为，进城农民大多经济基础较弱，收入相对不稳定，应在保障性住房、教育等方面为其提供更多保障，共享城市发展成果，降低农村啃老发生概率。持续引导降低农村婚姻综合成本。当前，婚姻开支逐渐成为农村家庭最大开支，也是农村啃老的“重灾区”。受访对象建议，以整治高额彩礼为起点，在住房、购车等婚姻事项上加强引导，不断降低农村婚姻综合成本，为农村家庭减负，让更多年轻人看到奋斗的希望，减少滋生啃老的土壤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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发表于 2024-11-4 16:11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