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文：A君子兰 2007年7月，我带着两万六千块钱，我和新婚不久的老公，离开了江苏丰县的农村，义无反顾地跳上了开往天津的大列车，开始了自己的“北漂”经历。 火车到达天津西站，看着熙熙攘攘的人群和大街上川流不息的车流，我心里既激动又忐忑，激动于离开了那个土生土长的小村庄，忐忑于对未来生活的迷茫。我俩提着被窝卷儿和行李包袱，开启新的篇章。
——这次来津，是来投奔哥哥。原本在天津打工的哥嫂，在大姨家表姐夫妻的撺掇下，辞去工作，经商下海。 在位于河西区的珠江道茶城合租了铺面，做起了茶叶批发生意，而我俩，同姑姑家表哥张强，在这里拿货干零售。表哥张强，比我们早两个月来天津。 我们怀揣希望而来，满心期待在这座城市留下自己奋斗的足迹，只是没想到，这条路如此艰辛曲折。 公交车缓缓启动，窗外，高楼大厦鳞次栉比，蓝天上一朵朵洁白的云朵好像棉花糖，一切仿佛触手可及。 汽车到达洞庭路，哥哥推着自行车在等我们。 “看，这就是天津桂发祥麻花总厂。”哥哥伸手往前一指。 古色古香的公司门楼，牌匾上金色的“桂发祥”三个大字刚劲有力，在阳光下闪闪发光，高大气派。看着著名的食品集团近在咫尺，我的心情顿时轻松不少。 老公和哥哥把两个大包袱放在自行车后座上，我们三人步行穿过一座优美的小拱桥，河岸两边绿化带干净整洁，草树葱郁，空气中弥漫着淡淡的花香，我忍不住感叹城市真美，马路上一尘不染。 沿河走了差不多二十分钟，出现一排二层小楼，“快到了！”哥哥带我们从一条窄小的胡同口进入，没走几步，一阵刺鼻的油污味穿入鼻孔。 映入眼帘的景象和马路上大相径庭：一堆破木板横七竖八堆在一起，后面是垃圾堆，五六辆破旧三轮车占满了过道，车上挂着各种广告布：大饼鸡蛋、烧饼里脊、煎饼果子浓豆浆…… 洗完的衣服随意地晾在纵横交错的铁丝绳上。哥哥说，这里住的大抵都是外地人，做小买卖营生，早晨起得早，中午这会儿，都该休息了。作息时间不规律，卫生环境又脏乱差，本地人几乎都搬走了，把房子出租，只等拆迁拿补偿款了。 哥哥租的二楼，穿过狭窄逼仄的小过道，除楼梯扶手被磨得光亮，铁围栏上积满厚厚的灰尘。开门进屋，屋子大概十几平米，一间大约一米宽的隔间便是厨房，狭小的窗台上摆满了调料的瓶瓶罐罐。 屋里没有厕所，墙上唯一的装饰画，是用透明胶带粘着的一张中国地图，墙角的方桌上放着一台老式大屁股电视机。一个陈旧的沙发床便是家具，我俩的几个包袱往屋里一放，更显拥挤。 “先吃饭吧，我做的天津炸酱面！”嫂子把湿漉漉的手往围裙上一抹，麻利地放好折叠小圆桌。 满屋子的酱香味让我不自觉地做出吞咽动作，她把胡萝卜丝、绿豆芽等菜码过水焯熟，黄瓜切成条，剥好的大蒜瓣不捣烂，带着肉丝的炸酱直接浇在面条上，倒点香醋，几样混合一拌——饥肠辘辘的我一口气吃了两大碗，感觉第一次吃到这么好吃的炸酱面。哥哥让我俩先在他这里安顿下来，慢慢再找房子住。
先从找摊位开始。哥哥带老公在高架下买来两辆二手自行车，那些日子，两人蹬着自行车看遍了大大小小的菜市场——菜市场人流量大，客源方面会好一些。我则在茶城里和嫂子、表姐学认识茶叶、熟悉茶的名字和产地，那么多分门别类的茶叶，看得我晕头转向。 隔壁福建茶商四岁的小儿子站在门口，看着我拿着画册对比着背“作业”，冲我伸出舌头做了个鬼脸，扭头跑了。什么“金丝银钩”、“白雪公主”、“碧螺飘雪”、“西湖龙井”、“黄山毛峰”、“安溪铁观音”、“武夷山大红袍”，那些高贵优雅的茶叶名称和特性都被我一一硬塞进了肚子里。 大概一星期后，摊位终于有了眉目，在河东区后台菜市场，租下一间由别人二倒手的小门脸，1500一个月，按季度收费。那时，出于对自我的高估，我们选择性看到了左边粮油店的顾客盈门，自动忽视了右边面包房的门可罗雀。 简单装饰完毕，哥哥送来一车大众化的茶叶，擅长毛笔字的表姐夫很周到的给我们每箱茶叶上都写好了价格。开张当日，表姐夫和哥哥来给我们助阵，一天下来，茶叶连带赠送，才卖出去十几斤，“别灰心，刚开始就得下本拉客源！拉下的客源多了就挣到钱了！”表姐夫信誓旦旦地给我们打气。 几天后，促销期一过，每天除了有两三个品品茶的老头儿，没多少人看，一天也卖不出几斤茶。 期间，还有一个头发花白、后背佝偻的老头儿，以忘带钱为由，骗走了我半斤茉莉花茶，许诺回家取钱，一去没回头。粮油店的大哥嘱咐我“别这么实在啊！这都是骗子！” 天天望着旁边粮油店和对面水果摊儿生意火爆，我们着急得不得了。右边面包房的湖北大姨苦笑着说：“咱这两个摊位不吉利，干什么都不行。” 一天中午，哥哥打来电话，说离他家不远有处房子出租，房租便宜，200块钱一个月。我俩决定晚上去租下来——毕竟我们已经在哥哥家住了二十来天，无论如何也该搬走了。 房子是一处老旧小区的违建，走近一看，一棵大树的树冠像把巨伞罩在房顶，房主是一个典型的天津盘头大姨，身穿一件紫色碎花连衣裙，身材稍胖，六十多岁，十分热情地和我们打招呼。 屋子很小，一道老式铁栅栏防盗门里面，是一扇掉漆开裂的木门，打开门，一股发霉的气息瞬间涌了出来，开灯才看清，差不多一搂粗的大树树干被砌在了屋子里。 脏兮兮的洋灰地面上放着两个破塑料桶，一张破旧的双人床占了大半个屋子，床上的席梦思垫子已脏的看不出本来颜色，水管子从右侧窗户里穿进来。我被一股强烈的压抑感笼罩，心凉了半截——这除了有个门，和牛棚有啥区别？ “会不会漏水啊？”老公四下打量着问。 “小伙子，你放心，洋灰堵住了，漏水你找我！再说一个月一交钱，哪有这好事！”老太太的嘴唇一张一合，拍着胸脯打包票。 哥哥皱着眉说，太差了，主要是屋里还有棵大树。而老公当即决定租下来，一来房租便宜，我们手头的钱不富裕，二来离哥哥住处也不远，先凑合着。最后只交了200块钱，我们就拿到了这里的钥匙。 第二天起了个大早，我们把包袱都运了过来，嫂子还把她淘汰的14寸小电视给了我们。简单收拾后，我俩人手一辆自行车，一路飞驰，穿过富民桥，到摊位上营业。 我想房子虽简陋，总归有地方住了，谁知道我想多了—— 两天后的夜晚，天气异常闷热，树上的知了也息了声。多日的生意不见起色，让老公有些焦灼，不知多久才进入梦乡。 半夜，“咔！”的一声爆雷把我惊醒，屋外电闪雷鸣，大雨滂沱，屋里也噼里啪啦的水声，我赶紧推醒身旁的老公，开灯一瞅，好家伙！俨然成了水帘洞！ 雨水顺着树干哗哗地往屋里流，屋顶上也到处滴滴答答，放在地上的包袱也泡水了，床尾的被褥都淋湿了，“老太婆骗人！明天找她算账！”我睡意全无，看着满屋的水流，欲哭无泪。 第二天，太阳高照。老公已给老太打过电话，她说可能是雨太大，以前没漏过，过两天儿子休班来看看。 事情还没结束。我刚想找地方晒晒被褥，看到旁边一家住户在搬家，两夫妻把一个大木柜往三轮车上抬，老公顺势过去搭把手，大姐一脸诧异地说：“你刚搬来？你不知道这里的屋子要拆啊！” “要拆？谁说的？”老公急忙问。 “街道的文件都给房主了！违建全拆除！你那屋住的人一个礼拜前搬走了！”我们恍然大悟，气愤瞬间充斥全身——怪不得让我们一个月一交钱！老公忍着满腔怒气给老太太打了一个电话，让她今晚务必来一趟。 当晚，老太太一进门，老公“咣当”地一声关上了房门，厉声问道：“你这屋子要拆了还出租？！” 老太太一愣，很快镇定下来，说：“哎呀，宝贝儿（天津人的一种口头语，亲昵），没准儿的事，还不知道嘛时候拆呢！你住你的，别听别人瞎说，真拆了，你住几天算几天的钱！” “放屁！我们找房子不要时间的吗！我淋湿的东西就不要你赔了，马上给我退钱！搬家！否则，我可啥事都做得出来！” 老太太见老公火了，立马换了一副唯唯诺诺的模样：“小伙子，你，你别急，别急，我退你钱……”边说边掏出口袋里一堆零钱，10块的，5块的，20的数了数总共170块钱，“我身上就这些了，行吗？你看看……” 几天后的傍晚，嫂子去夜市路过那里，已然一片废墟。 翌日，我们出去找房子。老公扯着嗓子挨个胡同吆喝“有出租房子的吗？谁家有房出租！”我既想笑又心疼——初中毕业的老公早年在天津学过汽车修理，后来和舅舅去南方辗转做过两年小生意，早已看淡所谓的脸面。 “小伙子！你要租房吗？我这里有一间！”循声望去，一个短发、个子不高、身材微胖、戴着老式粗框眼镜的阿姨在喊我们。脚下还跟着一只棕黄色可卡犬——这便是马姨。 马姨的儿子和老公同龄，丈夫开出租车，便是此时，我们与马姨结识，到后来拆迁搬走，多年后，我的两个孩子顺利在心仪的学校入学，都是得马姨的帮助，当然，那是另外一个故事了。 马姨院门口有一间小屋，住着一对外地小夫妻，这会儿要出租的是院里的一间南厢房，对面是她家自己住，小院子不大，干净整洁，几盆大叶绿植让人赏心悦目。 马姨打开房门给我们看，我瞬间中意：小屋大概十五六平米， 除了墙皮有些斑驳脱落，整体还算不错，迎面一张浅黄色旧电视柜，上面摆放着一把印有“喜上眉梢”图案的暖水壶，右侧一张罩着粉色泡泡床罩的双人床，左面靠墙是一件大红色折叠沙发，小窗户上挂着粉色的棉布窗帘。 除了光线暗些、室内照不进阳光，比起先前的违建小屋，简直不要太温馨。 交完房租后，马姨嘱咐我们，尽量不要带陌生人来，一来人多太吵闹，二来闲杂人多了不安全。我听完还和老公吐槽，城里人胆子还真小，哪有这么多坏人。 搬进来的当晚，正值酷暑时节，着实体会了一把免费桑拿：关上屋门，南厢房窗户又小，像架在火上的蒸笼。我俩开着自己带来的台扇，又打开屋顶慢悠悠的大吊扇，半夜热醒好几次，我的头发都湿透了，老公无奈之下铺了一层布单直接躺在了地上。 茶叶店的生意停滞不前，老公又买了一辆脚蹬三轮车，拉几箱茶叶，每天去早市儿卖会儿，尽管挣钱渺茫，我们仍在苦苦支撑。 相比之下，哥哥的茶城生意也不容乐观，每天光租金都朝不保夕。 9月份的一个深夜，珠江道茶城有商户的冰箱短路起火，烧毁了好多家茶商的店铺，哥哥的店也殃及其中，损失惨重。 本就生意不如意，他们趁此退出了批发行业，表姐夫妻先是做了一阵子小吃，后又离开了天津，去北京另谋出路。
哥嫂则盘下所有的茶叶，在离我们不远的二号路市场租下了摊位，做起了零售。河西小二楼的房子也退掉了，在离我们不远的胡同租下一间平房。 一天早晨，嫂子买早点路过垃圾堆，看到自己的钱包躺在那里，她慌忙跑回家，才知道屋里昨晚进了贼，拉开枕头的拉链看到里面的钱原封不动后，仍心有余悸，哥哥马上去买来两把大锁加固了门窗。 后来，先是表哥张强放弃了，“看人家天天有收入，实在是等不起了，再等就要负债了！”张强把余下的茶叶打包退给了哥哥，改行卖起了蔬菜。他起早批发来的蔬菜，上午加价卖，下午就是赔本儿也要甩光，这样，明天好进更新鲜的售卖，“每天卖净能挣一百块钱，空着三轮车回家，比拉一车茶叶心里舒畅太多！” 现如今，我仍是觉得，茶叶这类东西，本就是属于人家南方人的，茶圣陆羽的《茶经》里说“茶者，南方之嘉木也”，并不是说北方人不喝茶，主要除了我们自身掌握的资源有限。 我们家乡也不是盛产茶叶的地域，缺少那种从小耳濡目染的熏陶，相比于南方人的温婉如水，我们北方人性格又比较粗旷，直来直去，介绍起茶来生硬死板，很难让顾客买账。 十月底，就在摊主提出涨租金的时候，我们终于退了租。望着空空如也的面包房，我不禁感慨人生的身不由己——右边烤面包的大姨夫妻已于一个月前搬走。 退租后，我们先是蹬着三轮打游击卖水果，摊贩争抢位置不说，天天被城管赶得像过街老鼠。有一次，刚摆开摊子，一队穿着制服的城管像鬼子进村般疯狂扫荡，大货车很快装满，我们的三轮也给抢走了。 直到后来，租赁了一处露天市场，才勉强稳定。为了找好卖的货源，老公频频去批发市场转悠：真空扒鸡、酱牛肉、驴肉、各类干果、海产类、各种尝试，因为卖带鱼，还引来了市场上一众本地土著商户的不满（以前的露天市场还不像现在的菜市场划分区域售卖），差点引发一场打斗，以市场管理人员出面让我们改行做罢。 那年冬天特别冷，尽管我们穿得像个棉花包，我手上的冻疮仍此起彼伏，连老公的脸也没能幸免。晚上钻进被窝，缓和过来的冻疮钻心的痒。老公握着我冻成红萝卜似的手，眼圈发红，像是发狠又像是给自己打气：“我要是不干出个样来，我就不是人！”
生活的皮鞭抽打着我们向前走，苦头吃尽，有时也会有回家的念头冒出来，但凌晨的闹钟一响，即便睡眼惺忪，我俩互相支撑，挣扎着起床，冲进喧嚣的批发市场，精挑细选完需进货物，迎着早晨的旭日东升，开启一天的忙碌。 2007年12月，为了拉货方便，我们买了人生中第一辆汽车——一辆二手哈飞松花江，花了九千五，哥哥和表哥无不羡慕，“你俩最近挣钱了！置办了一件大家当！” 他们不知道的是，前些日子，老公的妹妹上大学经费紧张，婆婆打来电话，我们打回家五千块钱，手头的钱已所剩无几。那时候，我买菜都等天黑，为的是等到菜摊最后处理便宜。
当年我北漂时的面包车 一次偶然的机会，我们改行做起了食用油生意，租下一间临街门面房，终于告别颠沛流离的摆摊生涯。那时开始有了梦想：就是有一个属于自己的家，哪怕空间狭小，哪怕位置偏远，只是理想和现实中间终究隔着一层遥远的距离。 隔壁市场上有一对卖杂粮的夫妻，三十多岁，小伙子精明能干，夫妻两人脾气随和，生意特别好。有些上岁数的大妈们一群一伙的，买不了多少东西，对着摊子上的红枣、果仁等干果，一个劲儿的连吃带拿，两人从来不说什么。 一天，来了几个穿着光鲜的小混混儿，为首的一个手拿一袋大米往摊子上一扔，对着小伙子的脸“啪啪”两个耳光，硬说大米分量不够，小伙子拿起大米准备当面过称，其中一个小混混儿抬脚就把称踢翻在地，还推了他几下，放言不掏两千块钱就在这里滚蛋！ 小伙子的老婆跑去喊来了市场老板，市场老板姓刘，这位小刘老板也是“道上”混过的，一眼认出了这几个混混儿，在小刘老板的出面下，小伙子忍辱给几个混混儿买了一条“玉溪”才算完事。 我印象最深的是，几个混混儿走后，小刘老板说的几句话“钱难挣，屎难吃，活着就得忍！干这行就得吃得屎、喝得尿！” 所谓法律，是给体面人用的，我们这些底层人，只能相信丛林法则——有一回，一个中型饭馆一直使用我们送的食用油，每月准时6号结账，直到两个月过去了，没有要货，也没有让我去结账。 我跑去一问，大堂里陌生的漂亮女经理一脸轻蔑的告诉我：“ 饭店换老板了，原先的老板已经把店转让，其他无可奉告”。我愣在那里片刻，转而跑去派出所报案。 两个警察坐在那里，看着气喘吁吁的我，听完我的陈述，冷冷地说：“你这属于经济纠纷，不归我们管，建议去法院起诉”。从没和警察打过交道的我，慌得哆哆嗦嗦给老公打电话。我们起诉谁？我连老板姓甚名谁都不知道，对法律一无所知的我们，因为五千多块钱还要打官司？ 回到店里，老公长长地舒了一口气，他重重地扔掉手里的烟头：“看来只能用自己的方法解决了！”第二天，趁着中午饭店人多，我俩走进了饭店大堂，老公手拿一根钢管，把膀子一扒，我开口大骂：“啥玩意啊，这就是家黑店！欠钱不还，不让人活了！我就是死也要死在这里！老娘要放把火和这黑店同归于尽……” 女经理花容失色，一改昨天的模样，慌忙跑过来说：“姐姐，您别着急，钱少不了您的，咱店的牌匾都没更换，怎么会少了您的钱！别冲动……” 大堂里的食客统统回头看着我们，我一个劲儿大声嚷嚷，有几个好心的食客大哥过来解围，指责饭店不讲究，女经理怕事态扩大，影响饭店声誉，承诺包在她身上，一定会给我们解决。 走出饭店门口，我的心还在怦怦直跳，老公牵着我的手，大步向前，我能感觉到他也在努力平复。毕竟，真正的结果谁都无法预料。 两天后，饭店打来电话让我们去拿钱，想到他们原来的嚣张，我没有让老公前往，只身一人来到饭店二楼办公室。 老板是一个痞气十足的男人，头发梳的油光水滑，他坐在豪华的实木办公桌后面，周围站着四个黑衣“保镖”，见我一人前来，他用一副睥睨天下的神态，恶狠狠地指着我说：“让你爷们儿来给我下跪认错！敢来我这里闹事！” “还敢报警！我让你们消失分分钟的事！” 我直视着他的眼睛，一字一顿地说：“闹事的不是我们，我们只是混口饭吃，像我们这些穷人，扣我们的钱就是要我们的命！” 我脾气倔强，小时候挨我妈揍，上来那股犟劲儿，我妈怎么打我我都不会求饶，直到她打累为止。 当时我心里就想：他们如果不给我钱，我就告到市公安局，市公安局不管我就告到中央，我就是要看看有没有给老百姓做主的地方！好在他们一番恐吓后，把钱一分不少地给了我。 日常售卖过程中，也会碰到一些不讲理的人，争吵起来骂我们“臭要饭的”，老公要和他们理论时，我都会紧拽住他，这有什么呢？让他们骂去吧，在这个世界上，谁又不是“臭要饭的”呢？只是工作性质不同而已。
来津几年，天津的水上公园、五大道、意式风情街、天津之眼摩天轮等著名景点我们从未去玩过，但也会自得其乐。 春暖花开时，关了店吃完晚饭，我喜欢换身干净的衣服拽着老公，穿过一条亮起各色暧昧彩灯的小胡同，跑去位于成林道上的天津工业大学校区里玩，享受那里的氛围。 那时的工业大学还没有迁到西青大学城，校园里树木成荫，花红柳绿，看着一个个和我们年龄相仿的学子们，我由衷的羡慕，羡慕他们有选择自己人生的机会——我13岁父亲因病去世，初中二年级时，母亲以读书无用论强制我辍学打工，告别了心爱的校园。 在这里，我幻想自己是学校的学生，和老公在人工湖边静坐聊天，看树木的倒影在晚风中随着流水晃动；在火树银花下憧憬未来，望远处霓虹闪烁，一天的疲乏烟消云散。 还有天津卫花样繁多的美食。真不愧有“卫嘴子”的得名，光是各类早餐就让人应接不暇：煎饼果子、烧饼里脊、鸡蛋灌饼、三皮两馅牛肉饼、素卷圈，炸糕、蒸饼、老豆腐、锅巴菜、云吞、麻酱面茶，大饼夹一切……尽管那时囊中羞涩，倒也过足了嘴瘾，大大抚慰了我们饥寒交迫的心灵。 其实，更多的天津人是热心肠，给了我们春天般的温暖，有一个老顾客王阿姨，感叹于我们年纪轻轻如此吃苦耐劳，经常给我送些自己做的好吃的。还有房东马姨一家，相处下来特别热情、善良、真诚。人与人之间的悲喜并不相通，但点点滴滴善意都能守卫我们内心的小火苗。 随着两个孩子的出生，在北京务工的公婆来给我们帮忙，一家人还是忙忙碌碌，但也过得越来越有盼头儿。哥哥几经周折做起了生鲜配送，表哥张强也开了自己的水果超市，一切向着好的方向前进。向阳楼的居民终于等来了拆迁公告，早已对此处环境深恶痛绝的马姨一家第一批搬走了，我们又一次搬家。 年轻的我们一往无前向前冲，即便日日跪地捡碎银，手头也逐渐宽裕。2012年春节前，老公狠狠心，买下一辆小轿车，那时距离车牌摇号政策实施还有不到两年。 次年国庆节，我们又拿出全部积蓄，按揭了一套两室一厅的房子，终于不用在被动游荡，我们像随风飘动的浮萍，用了六年多的时间终于在天津扎下了根。 岁月不居，时节如流。仿佛一夜之间扫黑除恶暴风行动开启：那家拖欠我们食用油货款的饭馆早已易主，黑社会大佬般的老板也不知去向，嚣张跋扈的城管大队也开始了文明执法。 那个被小混混儿扇巴掌的小伙子，听说回了老家开工厂。而我，也在天津市政府的积分落户政策实施后，成为了新天津人。 沧海浮沉，芸芸众生。如今，已近不惑之年的我们，被岁月裹挟着已近人生之河的中游。我和老公，在看尽人间众生相后，也成为彼此生命中不可分割的一部分。
有时候，细细想来，人生，本来就是由无数个悲喜交集的故事来填充，由无数次聚散离合的演绎来丰盈。前路多么泥泞，身心多么疲惫，唯有不断前行，方能领略人生的多彩绚丽，感知岁月叠加的沧桑与厚重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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发表于 2024-9-14 09:13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