|
编辑：闵凡军 在民间或文学作品中，刘邦的形象是和酒徒、色鬼、地痞、流氓等形影不离的。为何如此呢？历史上的刘邦是这样子的吗？是谁把他黑的？ 《史记》是记载刘邦事迹最早、最详细、最权威的史书，正史之一的《汉书》有关高祖的事迹也基本来自《史记》。《史记》是中国文学的母体，后来的以汉武帝以前的历史为素材的文学作品，材料都来之《史记》，因此刘邦恶名的源头在《史记》，后来的文学作品推波助澜，于是恶名牢牢扣在了刘邦头上。正如《三国演义》黑曹操一样。 “不虚美，不掩恶”出自班固的《汉书·司马迁传》，原文是这样的：“然自刘向、扬雄博极群书，皆称迁有良史之才，服其善序事理，辩而不华，质而不俚，其文直，其事核，不虚美，不隐恶，故谓之实录。”实录是史学写作的原则，实录精神是史家最可贵的精神，其最可贵之处就是“不虚美，不掩恶”。《史记》的写作虽然敢于面对现实，真实地记载历史事实，体现了严格的实录精神，如他把陈胜、吴广列为世家，项羽列为本纪，说明他能力求不以统治者偏见来歪曲事实，努力做到客观的叙述历史真实。但人是有感情倾向的，认识问题的角度也千差万别，因此，在实际的写作过程中自觉不自觉地会融入自己的情感倾向和认识，完全的“自然主义”是不可能做到的。司马迁是人不是神，“不虚美，不掩恶”他也没做到，或者说做得不彻底。我们先从刘邦为父亲建新丰谈起。 新丰地处陕西潼关，因汉高祖按其家乡古丰格局克隆而成，并迁来丰县居民，故名“新丰”。为博得父亲高兴而建新丰所传达出的核心意义就是对孝道的追崇。为尽孝而为父建新丰，虽未像闵子骞“鞭打芦花”等孝道故事一样列入宣传孝道的经典——“二十四孝”，但其影响丝毫不逊色于它们，而且更因为它不像“郭巨埋儿”等孝道故事那样残酷而更易于为人所接受。有其父必有其子，“二十四孝”之一的汉文帝刘恒是汉高祖刘邦的儿子。他以仁孝闻于天下，母亲卧病三年，他常常目不交睫，衣不解带；母亲所服汤药，他亲口尝过后才放心让母亲服用。他在位二十四年，重德治，兴礼仪，让百姓休养生息，使西汉经济得到恢复和发展，与汉景帝的统治时期被誉为“文景之治”，这不能不说是受其父刘邦的影响。
大孝之人，一定也是大善之人，可刘邦却背负了这么多的恶名，甚至连“成王败寇”的历史法则在刘邦和项羽这对冤家的身上也颠倒了。司马迁对失败者项羽不但不以“寇”待之，而且把他列入帝王专用的“本纪”，并把《项羽本纪》精心打造成《史记》中最光辉的一章，从此项羽成了一个不朽的“失败的英雄”，为历代所传颂。宋代婉约女神也赞曰：“生当做人杰，死亦为鬼雄。至今思项羽，不肯过江东。”而项羽每攻一城必屠、每过一处必烧的残暴在《项羽本纪》中仅用“居数日，项羽引兵西屠咸阳，杀秦降王子婴，烧秦宫室，火三月不灭，收其货宝妇女而东”寥寥几句带过，可见司马迁对项羽的厚爱。 人是有感情有思想的，司马迁认为：“祸莫憯于欲利，悲莫痛于伤心，行莫丑于辱先，而诟莫大于宫刑。”（《报任安书》）而司马迁在汉武帝手中恰恰遭受了作为男人的最大耻辱。“仆以口语遇遭此祸，重为乡党戮笑，以污辱先人，亦何面目复上父母之丘墓乎？虽累百世，垢弥甚耳！是以肠一日而九回，居则忽忽若有所亡，出则不知其所往。每念斯耻，汗未尝不发背沾衣也！”（《报任安书》）这段话是他当时心情的真实反应，但他却愿“苟活”下来，何哉？只为完成已经开始写作的《史记》！他能平心静气“不溢美，不隐恶”吗？《史记》实际上是他借对历史人物的评判来浇胸中之块垒！所以在他笔下，帝王少有像项羽、李广、蔺相如、信陵君等光辉的，更不用说给它带来奇耻大辱的汉武帝以及他的曾祖父汉高祖了。 在抗击匈奴的战争中，李广绝不是贡献最大者，这从《匈奴列传》《卫将军骠骑列传》及《李将军列传》中可以看出。但在后人心目中，李广则是抗击匈奴中影响最大的人物，这与《李将军列传》对李广的“神话”分不开的。后代文人取材于《史记》的诗文的“助威”，更使李广名声如虎添翼。如“但使龙城飞将在，不教胡马度阴山”，（王昌龄《出塞》）“林暗草惊风，将军夜引弓。 平明寻白羽，没在石棱中”（卢纶《塞下曲》）等。从地位和贡献上看，李广都不足以列“独传”，但司马迁偏偏把他列入“独传”，且以“李将军”尊称之，并把他打造成《史记》中最光辉的形象。而抗击匈奴贡献最大的卫青和霍去病竟然列入“合传”，且写法乏善可陈，如流水账一般，感觉就是不得不应付一下而已。那么卫青、霍去病到底功绩如何呢？ 史载，汉匈战争正式打响后，汉武帝任用卫青、李广、公孙贺、公孙敖各领兵一万迎击。四路中，一路无功而返，两路失败，只有卫青获胜，于是汉武帝封卫青为“关内侯”。这次战争拉开了汉朝对匈奴反击战的序幕，从此卫青几乎一直担任汉军主将。元朔六年，卫青再次出征，这一次，卫青的外甥霍去病被汉武帝任命为骠姚校尉，随同出征，他带领八百骑兵，深入匈奴腹地斩杀两千多人，俘虏几百人，于是被汉武帝峰为“冠军侯”。这是霍去病的第一次出征，时年17岁。 元狩二年，汉武帝任命十九岁的霍去病为骠骑将军。于春、夏两次率兵出击占据河西走廊地区的浑邪王、休屠王部，歼敌4万余人。俘虏匈奴王5人及王母、单于阏氏、王子、相国、将军等120多人。从此，汉朝控制了河西地区，为打通西域道路奠定了基础。匈奴为此悲歌：“失我祁连山，使我六畜不蕃息；失我焉支山，使我嫁妇无颜色。”河西四郡是霍去病开疆扩土不朽的纪念碑，酒泉的名字更是与霍去病紧密联系在一起。 元狩四年春，汉武帝命卫青、霍去病（时年22岁）各率骑兵5万，深入漠北，寻歼匈奴主力。霍去病率军北进两千多里，与匈奴左贤王部接战，歼敌70400人，俘虏匈奴屯头王、韩王等3人及将军、相国、当户、都尉等83人，乘胜追杀至狼居胥山（今蒙古肯特山），并在此举行了祭天封礼。经此一战，匈奴被汉军在漠南荡涤，匈奴单于逃到漠北，“匈奴远遁，而漠南无王庭”。他和卫青发起的对匈奴的进攻性战争，改变了汉朝长此在对匈奴战争中的守势状态，一举打败匈奴，从而长久地保障了西汉北方长城一带的边境安全。 两人抗击匈奴有如此的丰功伟绩却不列独传，而把李广列为独传，何哉？其实谜底不难破解。司马迁是因为替李陵辩护而遭受宫刑的，而李陵是李广的孙子。把李广写得如此高大，家事渊源如此正统，无非是想说李陵的投降一定是有迫不得已之处，或者就是为了“留得青山在不愁没柴烧”，绝不会是主观的变节投降。卫青是汉武帝的大舅子，霍去病是卫青的外甥，在司马迁看来两人都是皇亲国戚，因此司马迁由爱屋及乌，变为“恨屋及乌”，把对汉武帝的仇恨也迁怒到了这两人身上，如此可看出司马迁心胸狭窄的一面。 阅读史记《高祖本纪》与《项羽本纪》；《李将军列传》与《卫将军骠骑列传》必须对比阅读，方能看出司马迁的态度，才能理解司马迁贬人不带一个脏字的高超语言艺术。
前面说了，《史记》是记载刘邦事迹最早、最详细、最权威的史书，后世史书及文学作品所写高祖事迹多依据《史记》，因此，太史公对汉高祖的态度很大程度上影响了后世对高祖的态度。元代睢景臣的散曲《高祖还乡》以文学的手法对高祖极力讽刺丑化，就是典型的例子。其实，司马迁写刘邦总体还是客观的，只是一些地方被后人误读并扩大化了。如《史记﹒高祖本纪》开篇第二段介绍刘邦说：“高祖为人，隆准而龙颜，美须髯，左股有七十二黑子。仁而爱人，喜施，意豁如也。常有大度，不事家人生产作业。及壮，试为吏，为泗水亭长，廷中吏无所不狎侮，好酒及色。常从王媪、武负贳酒，醉卧，武负、王媪见其上常有龙，怪之。高祖每酤留饮，酒雠数倍。及见怪，岁竟，此两家常折券弃责。”“不事家人生产作业。及壮，试为吏，为泗水亭长，廷中吏无所不狎侮，好酒及色。”这大概是刘邦好吃懒做、酒鬼好色的出处。而同是这段话中的“仁而爱人，喜施，意豁如也，常有大度”的优良品行怎么没流传下来呢？ 所以历史上真实的刘邦是不是痞子无赖，还真不能完全相信文学作品，就像正确认识曹操不能相信《三国演义》一样。不但不能相信，从刘邦为父建“新丰”及儿子刘恒的孝道行为可以推测：他还是一个重孝道的大善之人，一个关心民生的亲民皇帝，这一点就连司马迁也不回避，《高祖本纪》有很多这方面的叙述。这总比项羽的残暴要好吧。至于“好酒”，实在不能作为评判高祖人品高下的条件。正史并未见刘邦酗酒行凶耍赖的记载，依据什么骂他酒徒呢？古丰紧靠齐鲁，自古有尚酒之风，慷慨悲歌、侠肝义胆是那里男儿的本色。刘邦恰恰是借助于酒团结了一大批为自己打江山的赤胆忠心的人才，恰恰是借助于酒兴，不读书的刘邦却吟出了千古绝唱《大风歌》。李白等人好酒，获得“仙人”称号，诗圣还不惜笔墨写出了《饮中八仙歌》，给予热情的赞美。“古来圣贤皆寂寞，惟有饮者留其名”，别人好酒都留下的美名，为何好酒到了刘邦身上就成了恶名呢？至于“好色”，哪个皇帝没有七宫六院？而史书上还真没有记载刘邦怎么好色的事实，更没有记载后宫有多少妃嫔，凭什么就给他冠以“好色”的名称呢？ 我们应该明白，司马迁“仆诚以著此书，藏之名山，传之其人，通邑大都，则仆偿前辱之责，虽万被戮，岂有悔哉？然此可为智者道，难为俗人言也！” 固然有完成使命的责任担当，但不宜直说的原因则是用《史记》为自己辩护，只是“春秋笔法”运用高超，不仔细研究难以看出来。他知道汉武帝能读出其用意，故正本藏之名山，副本留给汉武帝审阅。据传，汉武帝看后果然气愤地把《史记》竹简焚毁。若果真如此，恰好佐证了司马迁忍辱著述的另一个目的——用《史记》浇胸中之块垒，为自己的冤情辩护。 当然“史家之绝唱，无韵之离骚”的《史记》的历史地位是无可置疑的。
| 
发表于 2021-6-11 15:23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