山坳里的暖（故事）

西环路

山坳里的暖（故事）

娘家藏在鲁南山区的一个山坳里，村子不大，三四百号人守着连绵的青山过日子。我家在村东头，院墙是夯土砌的，门口那条弯弯曲曲的山路，一头扎进云雾缭绕的山里，一头连着山外的世界。这条路，我走了十几年，从背着弟弟踩碎石子的童年，走到踩着皮鞋去县城教书的成年，每一步都印着爹娘的念叨，和弟弟沉甸甸的体贴。

弟弟比我小五岁，打小就实诚，眉眼间带着山里孩子的憨气。那时候爹娘整天泡在庄稼地里，我就背着他满山跑。他趴在我背上，小手揪着我的羊角辫，嘴里哼着不成调的童谣，声音脆生生的，像山涧的泉水。那时候的日子清苦，顿顿是红薯稀饭配咸菜，可只要弟弟在背上咯咯笑，我就觉得浑身是劲。

弟弟的学习成绩远不如我，作业本上的红叉总是比红勾多。妈每次检查完他的作业，都要指着他的脑门念叨：“你这孩子，要是能有你姐一半上心，将来你姐考出去享清福，也不至于让你跟着遭罪。”弟弟就低着头，手指抠着衣角，不吭声。我看着他委屈的样子，攥着小拳头在心里发誓：等我将来有本事了，绝不让弟弟受一点委屈。

1995年的夏天，蝉鸣聒噪得厉害。我拿着师范中专的录取通知书，一路跑回村，喊得嗓子都哑了。爹娘站在院门口，看着通知书上的烫金大字，眼圈红得像熟透的柿子。弟弟跑过来，一把抢过通知书，翻来覆去地看，嘴里念叨着：“姐考上了，姐要去县城教书了！”那天晚上，妈杀了家里唯一的老母鸡，炖了满满一锅汤。弟弟一个劲地往我碗里夹鸡腿，自己啃着鸡骨头，啃得滋滋有味。

我去县城上学的那天，弟弟背着我的行李，送我到山路口。他个子不高，背着鼓鼓囊囊的行李，脚步有些踉跄。山路崎岖，他走得满头大汗，却不肯让我碰一下行李。“姐，你到了县城要好好吃饭，别舍不得花钱。”他挠着头，眼神里满是不舍。我点点头，眼泪在眼眶里打转。车开的时候，我看见他站在路口，挥着手，身影越来越小，直到被青山吞没。

三年后，我毕业分配到县城边新建的小学，成了一名语文老师，端上了村里人羡慕的“铁饭碗”。第一个月发工资，我攥着那叠崭新的钞票，第一件事就是去商场给弟弟买了双黑皮鞋。皮鞋油光锃亮，是当时最时兴的款式。我捧着皮鞋回村的时候，弟弟正在菜园里浇菜，看见我手里的皮鞋，眼睛一下子亮了。

那天晚上，弟弟把皮鞋摆在床头，翻来覆去地看，摸了又摸。他舍不得穿，怕弄脏了，怕被老鼠啃了，整晚没合眼。后来我才知道，他白天干活穿布鞋，只有去镇上赶集的时候，才会小心翼翼地穿上那双黑皮鞋，回来后立刻擦干净，放进鞋盒里。那双皮鞋，他穿了好几年，鞋底磨平了，鞋面也有些开裂，却依旧被他珍藏着。

弟弟勉强读完初中，就回村跟着爹打理菜园子。他肯吃苦，侍弄的菜长得绿油油的，水灵灵的，每次挑到镇上卖，都能卖个好价钱。爹常摸着他的头说：“这孩子，是块种地的料。”那时候，弟弟到了该盖房子的年纪，村里的年轻人结婚，都要盖几间气派的大瓦房。我攒了6000块钱，那是我省吃俭用攒了两年的积蓄，想给弟弟添上，让他的房子盖得漂亮些。

我把钱塞到爹手里的时候，爹却把钱又塞了回来。他的手粗糙得像老树皮，握着我的手，语气很沉：“闺女，多大能耐办多大事。你这钱都是牙缝里省出来的，平时家里的油盐酱醋都是你买，留着当嫁妆才正经。”我红着眼眶说：“爹，弟弟盖房子要紧。”爹摇摇头：“房子够住就行，咱不能拖累你。”最后，弟弟的房子只盖了四间普通的瓦房，青砖灰瓦，朴实无华。可那6000块钱被退回的滋味，像一根刺，扎在我心里，记了一辈子。

后来，我嫁给了在国企上班的老公，婆家条件不算差。每逢周末或者节假日，我总会拎着大包小包回娘家。那些年，最头疼的就是秋天掰玉米。玉米叶子边缘锋利，划得脖子和胳膊全是红印子，又疼又痒。每次我刚要伸手，弟弟就把我往地头推：“姐，你就在这儿坐着，看看风景就行。这些活我来干，别把你胳膊划坏了，明天还得给学生上课呢。”

他说着，拿起掰玉米的刀子，钻进玉米地里。高大的玉米秆遮住了他的身影，只听见“咔嚓咔嚓”的掰玉米声，和他偶尔哼起的小调。我坐在地头的石头上，看着漫山遍野的金黄，看着弟弟忙碌的背影，心里暖得发烫。那一刻，我觉得，有这样一个弟弟，是我这辈子最大的福气。

平静的日子，却在一个春天碎得彻底。

那年春天，山里的桃花开得正艳，粉嘟嘟的，像姑娘们的笑脸。爹扛着锄头，去山坡上开垦春地，准备种点豆角。那天早上，他还喝了一碗妈煮的红薯稀饭，笑着说：“等豆角熟了，给闺女送去。”可谁也没想到，那竟是他最后一次说这话。

中午的时候，邻居慌慌张张地跑来喊：“快去看看吧，你爹在山坡上晕倒了！”我和弟弟疯了似的往山坡上跑，山路崎岖，我摔了好几跤，膝盖磕得生疼，却顾不上疼。跑到山坡上的时候，爹蹲在地上，手捂着胸口，脸色苍白，嘴唇发紫。弟弟扑过去，抱着爹的身子，喊着：“爹！爹！你醒醒啊！”

救护车呼啸而来，却没能留住爹的生命。医生说，是急性心梗，猝然离世。

那阵子，家里的灯都显得格外冷清。院子里的桃花落了一地，像铺了一层粉色的雪。妈坐在门槛上，看着空荡荡的院子，眼泪无声地往下掉。我和弟弟守在妈身边，谁也不说话，屋子里只有压抑的抽泣声。弟弟的眼睛红肿得像核桃，嗓子哑得说不出话。他白天忙着处理爹的后事，晚上守着妈，怕妈想不开。

爹走后，妈独自一人守着空荡荡的院子。弟弟住得近，就在隔壁的瓦房里。妈平时头疼脑热，都是弟弟骑着三轮车，带着她去卫生院，从来不肯轻易惊动我。妈总跟他说：“你姐当老师辛苦，天天要管一群孩子，可不能耽误她工作。”弟弟点点头，把妈的话记在心里。

我每次回村，都想多陪陪妈，可妈总是催我：“快回县城吧，别耽误了上课。”我知道，妈是心疼我。那时候，我已经评上了中级职称，学校的工作很忙，可我还是尽量挤时间回村。每次回去，弟弟都会做我最爱吃的贴饼子和炖豆角，饭菜的香味，和小时候一样。

可命运偏要再给我们一刀。

爹走后的第三年，妈74岁那年冬天，突发脑溢血。那天早上，弟弟发现妈倒在地上，赶紧打了急救电话。妈被送进了重症监护室，抢救了15天。那15天，我和弟弟守在医院的走廊里，寸步不离。我看着重症监护室的灯亮了又灭，灭了又亮，心里像被一只手紧紧攥着，疼得喘不过气。

弟弟瘦了一大圈，眼窝深陷，胡子拉碴。他白天守着，晚上就在走廊的椅子上眯一会儿。他总是安慰我：“姐，妈会好起来的，一定会的。”可我知道，他心里比谁都慌。

第15天的早上，医生走出重症监护室，摇了摇头。

妈还是走了。

妈的葬礼上，我和弟弟哭得撕心裂肺。弟弟跪在妈的灵前，磕着头，嗓子哑得像砂纸磨过：“村里跟咱一样大的，人家都还有爹娘疼，为啥偏偏咱就没了？”我紧紧抱着他，哭得浑身发抖。爹娘都走了，那个充满欢声笑语的家，彻底空了。

都说爹娘在，人生还有来处；爹娘走了，人生就只剩归途。

我是真的怕回那个村子，不是不想念，是一踏进那个院子，看到爹娘用过的旧家具，看到墙上挂着的爹娘的照片，那种空落落的疼就钻心。安葬好妈后，我几乎再也没回过娘家。那条弯弯曲曲的山路，成了我不敢触碰的记忆。

日子一天天过，我在县城的生活平淡而安稳。老公对我很好，儿子也考上了大学。只是，每次看到别人家的爹娘来学校看孩子，我心里就酸酸的。我总会想起爹娘，想起他们的笑容，想起他们的念叨。

直到有一天，弟弟突然找上门。

那天是周末，我正在家里打扫卫生，听见敲门声，打开门一看，是弟弟。他穿着一件洗得发白的蓝色夹克，手里拎着一筐青菜，是他自己种的。他搓着手，一脸不好意思，眼神里带着些许局促：“姐，我……我想跟你借三万块钱。”

我愣了一下，赶紧把他让进屋，给他倒了杯水：“咋了？出啥事了？”

弟弟喝了口水，放下杯子，说：“这些年种青菜也就够糊口，我大舅哥想建个小鞋厂，拉我入伙，还差三万启动资金。”

那时候，我刚晋了副高，单位补了一笔工资，老公也发了年终奖，手头还算宽裕。我二话没说，拿起手机就给他转了三万块钱。弟弟要写借条，我当场就急了：“你这孩子咋回事？咱是一母同胞的亲姐弟，我还能不信你？借条啥的纯属多余！”

弟弟认真地看着我，眼神很坚定：“姐，我说话算话，年底肯定还你。”

我笑着点点头：“行，姐等你还钱。”

之后的日子，弟弟天天忙得脚不沾地。他偶尔给我打电话，说工厂刚投产，技术不行，销路也差，正在慢慢摸索。电话里的声音，带着疲惫，却也带着一股子韧劲。我总劝他：“别急，万事开头难，哪有刚投资就赚钱的？要是缺钱了，再跟姐说。”弟弟每次都笑着说：“不用，姐，我能行。”

转眼就到了年底。腊月二十九那天，天寒地冻，雪花飘了一地。弟弟突然来了，手里拎着一个沉甸甸的布袋子，还扛着一台崭新的茶吧机。他搓着手，笑着说：“姐，我来还钱了。”

他把布袋子递给我，里面是三万块现金，崭新的钞票，码得整整齐齐。然后他指着茶吧机，说：“我知道给利息你们肯定不收，这茶吧机2600块，姐夫爱喝茶，正好用得上。”

老公围着茶吧机转了好几圈，笑得合不拢嘴，一个劲说让他破费了。我看着弟弟冻得通红的脸，心里暖暖的。

我们一家人坐在一起吃饭，桌上摆满了菜。弟弟话不多，一个劲地给我和老公夹菜。刚吃没几口，弟弟的手机响了。他看了一眼手机，说：“你们先吃，我去阳台接个电话。”

我正好起身去客厅倒水，路过阳台的时候，听见了弟弟的声音。声音断断续续的，却字字扎心。

“我在咱姐家呢，过来还钱。当初说了年底还，就得算数。”弟弟的声音带着些许沙哑，“今年其实没赚到钱，这三万是刷信用卡凑的……做人得讲信用，亲戚归亲戚，钱财归钱财。”

“过年咱就不置办年货了，好过的年，难过的春，吃顿水饺就行。”他顿了顿，又说，“要是言而无信，以后谁还肯跟咱打交道？”

我整个人都僵在原地，手里的水杯“哐当”一声掉在地上，摔得粉碎。热水溅在我的脚上，我却感觉不到疼。原来，他是刷信用卡来还我的钱。原来，他这一年，过得这么难。

喉咙像被什么东西堵住了似的，哽咽着说不出话。眼泪像断了线的珠子，唰地就掉了下来。老公也听见了，走过来，叹了口气说：“老弟这人太仁义了，真是难得。”

我赶紧擦干眼泪，假装没事人似的喊他：“弟，快进来吃饭，菜都要凉了！”然后我转身就往卧室跑，打开衣柜的抽屉，拿出一沓钱，数了一万块，塞进年货箱子里。老公拽了拽我的衣角，低声说：“给两万，咱不差这钱，老弟太实在了。”我点点头，又塞了一万块进去。

弟弟进屋的时候，我笑着说：“家里年货堆成山了，冰箱都塞不下了，你必须给我拉走一半！不然姐跟你急！”弟弟拗不过我，只好答应。

临走的时候，弟弟拉着我的手，眼眶红红的。他看着我，声音有些哽咽：“姐，咱爹娘走了，你就很少回村了。我知道你不是生分，是怕睹物思人。”

“以后常回村看看，我给你收拾了一间房，”他顿了顿，又说，“今年专门种了半亩棉花，用新棉花缝了两铺两盖的被子，软和得很。年后你回来多住几天，咱姐弟俩好好唠唠嗑。”

我的眼泪又一次涌了上来。我点点头，说：“好，姐年后就回去。”

正月初二那天，我和老公带着儿子回了娘家。车子开进村子的时候，弟弟正站在路口等我们。他穿着一件新棉袄，脸上带着笑容。

院子里打扫得干干净净，爹娘的照片被擦得一尘不染，摆在堂屋的桌子上。我走进弟弟收拾好的房间，床上铺着崭新的床单，叠着两铺两盖的新棉被，阳光透过窗户照进来，棉被上的棉花，白得耀眼。

那几天，我和弟弟住在同一个院子里。白天，我们一起去菜园里摘菜，一起去山上散步。晚上，我们坐在堂屋里，聊着小时候的事，聊着爹娘的事，聊着这些年的点点滴滴。弟弟话不多，却总能说到我心坎里。

山里的风，带着青草的香味；山里的月，亮得像一盏灯。我躺在柔软的棉被上，听着窗外的虫鸣，心里踏实得不像话。

原来，爹娘不在了，姐弟俩的情分，就是彼此最硬的靠山。

原来，娘家那个地方，不管走多远，不管空不空，只要有弟弟在，就永远是我心里最暖的归宿。

后来，我常想，这世上最珍贵的，从来不是钱财，而是不管你多难，都愿意对你守诺，把你放在心上的人。弟弟用他的实诚告诉我，有些情分，经得起岁月，扛得住风雨，是刻在骨子里的牵挂，是山坳里永远的暖。

来自: Android客户端