文:高成渝 二姐已经离开这个世界已经20多年了,孤独的日子,我有时会感受到二姐正坐在我身边,用温柔的目光,定定地望着我…… 一 我家弟兄姊妹三人。不!确切地说,应该是四人。二姐在家里排行老三,我年龄最小。只是,二姐在家中没有了名分,于是,我就成了家中的老三。 大姐和二姐有一段命运的错位。原因在于我的姨妈和姨父结婚多年,一直没有生育孩子,后来他们和我父母商量,想从我们这个多子女的家庭里抱养一个。 要男孩,父母尽管当时的条件很不好,但重男轻女的他们,肯定是不会同意的,于是他们选择了当时已经六岁的大姐,觉得这个年龄比较好养,父母经过考虑,也确定了大姐。 那时大姐已经懂事了,她知道被“抱养”的含义,于是,她努力为命运去抗争,当姨父和姨妈要来抱她时,她就跑到家后的庄稼地里,和邻居家的屋角里。 无奈之下,姨父和姨妈又选择了二姐,二姐那时才一岁。她被姨妈抱走的那一天,母亲都忘记了具体是什么时候,究竟是姨妈亲自把她抱走的,还是父母把她送过去的?所以,二姐离开家的那一天,对我们来说,是一个永远也解不开的谜。 母亲很少给我谈起那个让她心碎的话题,都说母子连心,我想二姐在被抱走的日子,母亲一定流了很多的泪。 我只是在母亲的口里得知:当年二姐被抱走时,大姐6岁,大哥4岁,二姐1岁,而我还在母亲的肚子里。 有人说性格决定命运,可从二姐的经历来看,这句话我觉得有些勉强。因为人的一生总是被环境所左右,总是充满了各种变数。 就拿我来说吧,如果不是因为当年考上师范学院,至今我也会和哥哥以及姐姐一样,至今依然可能还过着面朝黄土背朝天的生活。 但命运似乎又是冥冥中注定了的东西,尽管你使出浑身解数却难以逃脱上苍的安排。 父亲曾经给我说过一个心酸的往事,有一次,他骑车去姨妈家,当时家里就二姐一个人在家呆着,父亲给二姐在村里的商店里买了几颗糖,然后准备离开了。 但不知何故,二姐竟拉着他的车子默默地跟着他走,走了一里路都不愿撒手。父亲让她回去,她不回,还是跟着他走。后来,他不得不骑着车子再把二姐送回。 二姐那时虽然还很小,或许她从思想上已经感受到,眼前的这位男人,就是自己的父亲。 二姐被姨妈抱走后,原本姓高的她,改为姓陈。二姐的到来神奇般地拉开了姨妈家人丁兴旺的序幕。后来,姨妈在接下来的八年里,先后生下了四个孩子。也正是在那个时候,二姐抱养的身份,也不再藏着掖着了。 人多劳力少的现实,使刚读小学三年级的二姐,不得不放下书包扛起了锄头,在家里成为了一个名副其实的小农民。 二
师范毕业之后,我分配到县里的一家中学教语文。 那天,学校的门卫老张,跑到我教室门口,把我叫到了门外,他怔怔地对我说:”校门口有一个精神病,说是找你的,已经纠缠了大半个小时了,你要不去看看?被她搞得头都大了!“ 我虽然心里特别难受,但还是硬着头皮走了过去。我带着极不耐烦的口气对二姐说:”你能不能不要这样,我的脸都让你丢尽了!“ 二姐的脸上充满了憔悴,她哭着说:”我在这里人地两生,不找你,那我又该找谁去?“ 是的,在这个陌生的城市,从来没有出过远门的二姐,在这个县城里,我是她唯一的亲人。我每次来县城,只为一件事:二姐夫因为纵火被抓,羁押在看守所已经一个多月了,她频繁到各部门,都被拒之门外,二姐来学校找我,是希望我能找找关系,把二姐夫”捞“出来。 我只是一个普通的教育工作者,平时和政府部门的人没有任何接触,我哪里有这样的本事啊。但幼稚的二姐依然纠缠着我不放,也许在她心里,自己的弟弟有文化,似乎无所不能。 看着一脸茫然的二姐,我从口袋里掏出仅有的八十多块钱,塞入她的衣兜,用温和的语气对她说:回去吧,二姐夫是被判刑还是被释放,法律自有公正的判决,你以后就不要到县城了,来了也是白白浪费时间。
但二姐对我的说法不置可否,她向来都是这样倔强。过去在姨妈家里,她吃了很多苦,也受了很多累,也受到了姨妈家很多次不公平的待遇,但她每次到我家,从来没有表现出负面的情绪,我想,二姐只是不想让自己的亲爹亲娘担待她罢了。 记得有一年,二姐和姨父去河堤上拉土,结果二姐不小心从堤上摔了下来,当母亲带着我去看望二姐的时候,腿上打着石膏的她躺在床上,依然是满脸的笑容。母亲心疼地握着二姐手的时候,她的眼泪禁不住地流淌出来。 后来我想,这眼泪里,不知容纳了二姐的多少辛酸。 在回家的路上,母亲对我说:”成渝,你姐姐虽然给了姨妈家,但她依然是你的亲姐姐,以后你混好了,千万不能忘记了二姐!“
我考上师范学院那年,二姐知道后,第一时间里就给我送来了150元,还特意在镇上给我买了一个箱子,让我到学校时装东西方便。
大二那年的五月,尽管学业很忙,但二姐出嫁时,我特意请假赶到了姨妈家,参加了二姐的婚礼,当我走到姨妈家的小院,二姐看到我来了,激动地热泪盈眶,她拉着我的手,高兴地向周围的亲朋们介绍说:”这是俺弟弟,如今在上大学呢!“ 临别前,我与二姐道别,她一定要塞给我十元钱,我知道她赚钱不易,一再推辞,二姐当即拉下脸来对我说:”你还把我当成姐姐不?如果还瞧得起二姐,就赶紧收下,以后你条件好了,也可以帮帮二姐!“ 婚后的二姐,依然是吃苦耐劳,她先后生了三个孩子,家里让她收拾的井井有条,农闲的时候,她和二姐夫就在家里编织苇席,日子过得忙碌而充实。 我毕业后,那时的工资一个月两百多元,由于各有各的事务,我和二姐的接触并不太密切。 有一年暑假,我去看望二姐,对她说,以后家庭遇到什么难处了,尽管对我说,我定会尽力而为。但事实上,二姐从来没有给我添过麻烦。
春节,二姐去看望父母时,我原本想从微薄的工资中挤出一点接济她时,她总是婉言拒绝,她说,我们在农村,花钱的地方少,你在城里,处处都用钱,我花不着。 二姐是个要强的女人。后来孩子渐渐长大,为了维持家庭的开支,她和二姐夫,在村旁的公路边开了几年的饭店,但最终因为属于违章建筑,被强行拆除。 于是,二姐他们开始养殖蛋鸡,平时二姐夫在家饲养,二姐负责到集市上去买,但好景不长,随着蛋价一路下跌,他们坚持了不到三年,就偃旗息鼓。 后来,她和二姐夫又干起了买树的生意,头两年还赚了一些钱,但不幸的是,在一次伐树中,十几米高的杨树,竟不慎砸到了一个老人的身上,导致那老人全身多次骨折,瘫痪在床。前前后后,赔偿了对方六万多元。而那时,我每月的工资也不过500多元。 从此,二姐的生活走上了苦难的开始,那个瘫痪老人的家人,三天两头去她家讨要钱财,如果不及时交付,就会被对方责骂,为此,压力倍增的二姐和二姐夫,两人的性格,开始出现了变化。 后来,生活越来越捉襟见肘的他们,干脆东躲西藏,逃避讨债的那户人家。 在1997年的时候,那种精神的压抑,在二姐和二姐夫二人中持续发酵,最终导致了他们精神上的崩溃。
尽管我和哥哥以及大姐对她也进行了帮助,但那时大家的条件都不咋地,因此,对二姐而言,也只是象征性的,并不能给他们带来实质性的转机。 在听说二姐精神出问题后,我特意去了二姐家,当时她正在院子里晒太阳,看到我,她的眼睛顿时有了色彩,稍后,她却拉着我的手说:”弟弟,你看这个凳子,是朱元璋送给我的,价值连城,要不送给你?“
看着二姐那样的状态,我流下泪来。这时二姐夫从被窝里钻出来,用手理着蓬乱的头发,从堂屋门口,一下子窜到我跟前,不住地问我:”过来的路上,有没有人在后面跟踪你,最近有很多人想追杀我们?“ 我知道,他们的精神都出现了严重的问题。我回家和大哥说过之后,决定带他们到医院去治疗。
我拿出一些钱,让哥哥负责,哥哥后来对我说,他曾三次强制性地把二姐和二姐夫送进市里的医院,但在就医的过程之中,他们却拒绝医治,每次都拔下了针头,疯疯癫癫的离开。 哥哥就在后面拼命追赶,像捆绵羊一样,把他们捉回来,他们又故伎重演,渐渐地,哥哥也失去了耐心。 住院需要大量的金钱做后盾,那时大家的生活困难重重,所有亲友都借了个遍,而在乡下的亲友们都不太富裕,救急不救穷,亲友们对二姐和二姐夫都产生了反感。因此,只好听之随之了。 但令人意想不到的是,二姐夫却因怀疑邻居加害于他,一把火把邻居家的房子点火,化为了灰烬。结果邻居报案,把二姐夫抓了起来。
然而,在二姐夫羁押后第二个月的一个午后,我忽然接到了大哥打到学校的电话,他说:”你二姐不行了,你赶快回家!“ 我回到家里时,二姐已经离开了世界。她是喝农药死的,当她被蒙上白布的那一刻,我仿佛火山爆发般的冲出屋子,站在院子里,不顾别人的眼光,不顾自己往日的矜持和形象嚎啕大哭,肝肠欲断,仿佛要把些年来的压抑,对二姐的不舍和爱在这毫无节制的哭声中宣泄。 二姐去世后,精神鉴定后的二姐夫,被释放出来。 后来,我离开教师队伍,开始到南方创业,生活条件改善后,我把不能在二姐身上付出的爱,给予了她的三个孩子。 在我的帮助下,他们都有了一份稳定的事业,并且通过自己的努力在城市里有了安稳的生活,拥有了自己的房子和车子,对于初中文化的他们来说,已经是一个很不错的生活状态了。 如今,转眼二姐离世已经20多年。这些年来,我一直没有勇气去写二姐。 如今,逐渐迈向60岁的我,在一系列的得到和失去之后,才渐渐明白,如果当初我全力以赴去扶持二姐和二姐夫,或许他们的命运会有一些改变,只是我此刻的抱憾,对于已经去世的二姐来说,已没有任何意义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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