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编辑:闵凡军 苏轼被贬惠州时写过《十月二日初到惠州》诗： 仿佛曾游岂梦中，欣然鸡犬识新丰。 吏民惊怪坐何事，父老相携迎此翁。 苏武岂知还漠北，管宁自欲老辽东。 岭南万户皆春色，会有幽人客寓公。 这首七律表达了作者到达惠州以后的亲切和喜悦，诗中用到的“鸡犬识新丰”后来就演变成了成语，比喻虽在异乡，却感觉很亲切，就象在家乡一样。这个成语就和丰县有关，它出自东晋葛洪《西京杂记》卷二，原文如下—— “太上皇徙长安，居深宫，凄怆不乐。汉高祖窃因左右问其故，以平生所好，皆屠贩少年，酤酒卖饼，斗鸡蹴鞠，以此为欢，今皆无此，故以不乐。高祖乃作新丰，移诸故人实之，太上皇乃悦。故新丰多无赖，无衣冠子弟也故也。高祖少时，常祭枌榆之社。及移新丰，亦还立焉。高祖既作新丰，并移旧社，衢巷栋宇，物色惟旧，士女老幼，相携路首，各知其室，放犬羊鸡鸭于通途，亦竞其家。” （翻译：刘邦的父亲迁居长安以后，深居在皇宫享受荣华富贵，却时常闷闷不乐。刘邦私下里询问父亲左右的人是什么缘故，都说太上皇平生所接触的都是贩夫走卒等地位低微的人，他们卖酒卖饼，斗鸡踢球，和他们在一起是他最大的快乐，现在，这些都没有了，所以不快乐。汉高祖于是在长安附近的骊邑依照古丰的格局建了新丰，并把古丰的乡邻旧交都迁移了过来。太上皇于是很高兴，所以新丰有很多游手好闲衣冠不整的人。高祖年少的时候，常去枌榆社祭拜，等到迁居新丰后，枌榆社也迁了过来。新丰的大街小巷，楼堂屋舍都和古丰一样，士女老幼，相携走进路口，各自都能找到自己家，把鸡犬牛羊放在大道上，都竞相跑回自己的家） 唐代大诗人王维曾写过《少年行》四首，其中第一首是：“新丰美酒斗十千，咸阳游侠多少年。相逢意气为君饮，系马高楼垂柳边。”诗中所写的这些游侠少年的侠客义气分明带有古丰人的脾性，大概是当年从古丰迁居过来的移民的后裔吧。 “鸡犬识新丰”的故事反映出刘邦的孝道，且由此影响了自己的四儿子刘恒，即后来的汉文帝，使之成为著名的大孝子，并入选“二十四孝”之列,题目是《亲尝汤药》。原文如下—— 前汉文帝，名恒，高祖第四子，初封代王。生母薄太后，帝奉养无怠。母常病，三年，帝目不交睫，衣不解带，汤药非口亲尝弗进。仁孝闻天下。 （翻译：前汉文帝，名恒，是汉高祖刘邦的第四个儿子，最初封为代王。他的生母是薄太后，文帝细心奉养从不懈怠。他母亲卧病三年，文帝夜不闭目，睡不解衣，汤药非亲口尝过不送进母亲口中，其仁孝闻名于天下） 后有诗颂曰︰ 一 仁孝临天下，巍巍冠百王。 萱庭事贤母，汤药必亲尝。 二 亲病三年无一怠，尝药奉母真圣怀。 汤释仁孝道德楷，药名文景天下乖。 休养生息政策自刘邦开始，到汉文帝时继续这种政策，他在位24年，最后历经几代统治者，执行了六七十年，取得了“海内殷富，国力充实”的成就。 《孝经》把孝分为五等：“天子之孝”、“诸侯之孝”、“卿大夫之孝”、“士之孝”、“庶人之孝”。汉文帝尽到了“天子之孝”。他自己“爱敬尽于事亲，而德教加于百姓，刑于四海”。他有对亲人的孝、爱、敬，又延伸到对百姓的“爱亲者，不敢恶于人”、“敬亲者，不敢慢于人”，自己成为一个榜样，也教育了百官与百姓。《史记·孝文本纪》列举出文帝的一些做法：如废除“肉刑”，废去了黥面、劓鼻、刖足等的刑罚。他认为这些是不讲求恩德的做法，不符合自己作为民之父母的主旨。又如他登上帝位二十四年，宫室、苑囿、狗马、衣服、车驾无所增加，有时候还开放法禁来为百姓谋利。再如他曾经想要建筑一个露台，但预算下来要花费黄金百斤，于是放弃了。他说：“黄金百斤就相当于十个中等水平家庭的财产了。我留守在先帝的宫室，还常恐怕玷污它们，还要建筑露台来干什么呢？”他自己常穿粗厚的衣服，连宠幸的慎夫人衣服也不能长到拖地，帷帐不能有绣花图案，表示敦厚俭朴，作天下的表率。汉文帝治办霸陵，既不修高大的坟冢，也不许用金银铜锡来装饰随葬器，而都用瓦器，这也是意在节俭，不扰民。他死时，留下遗诏，一，明确指出反对当时社会的厚葬风气；二，不要因为他的逝世，而让百姓服丧很长时间，避免扰民。只用三日举行丧礼，免除其余的服孝规定。此间不要禁止婚嫁、祭祀、饮酒食肉；三，参加丧礼不要求光着脚，服丧的带子不要超过三寸，不要陈列军队和用兵器仪仗，不要动员百姓到宫殿去哭丧。四，他下诏死后将后宫中夫人以下使全部遣送回家；五，霸陵一带的山水保持原来的面貌，不要因为修建陵墓而有所改变。用今天的话来说，这个皇帝死了还关心着生态保护的问题。 一个封建的帝王能做到上面所说的那些，也已经是很不容易了。汉文帝对后世的影响是深远的，从一件事可以看出，比如汉光武帝曾使司空告祠高庙时，就说到“薄太后母德慈仁，孝文皇帝贤明临国，子孙赖福，延祚至今”，还给薄太后上尊号“高皇后”，并迁移到高庙奉祀，而把吕后从高庙中替换出来。汉光武帝去世时，在遗诏里还说：“朕无益百姓，皆如孝文皇帝制度，务从约省。” 班固曾言：“汉兴，扫除烦苛，与民休息；至于孝文，加之以恭俭；孝景遵业。五六十载之间，至于移风易俗，黎民醇厚。”重德治，兴礼仪，注意发展农业，使西汉社会稳定，人丁兴旺，经济得到恢复和发展，景帝在此基础上继续努力，终于出现了历史上的第一个繁荣盛世，被后世誉为“文景之治”。 到了汉武帝时期，更是把孝作为荐举人才的重要标准，推行了“举孝廉”制度，把“孝”融入社会治理之中，这是社会治理的一大进步。汉代朝廷设察、举二科，进行“举孝”和“察廉”活动，实际上就是把“孝”与“廉”作为一个官员素质的最基本的要求来考察。汉武帝元光元年初令郡国举孝、廉各一人，即举孝、举廉各一人，从此开启了封建社会荐举官员的新制度，察举一途成为官吏入仕、晋升的正途。察举孝廉，为岁举，即郡国每一年都要向中央推荐人才，并有人数的限定。但鉴于各郡国人口多少不同而名额相同造成的不公平，故至东汉和帝永元之际，又改以人口为标准，人口满二十万每年举孝廉一人，满四十万每年举孝廉两人，以此推之。人口不满二十万，每两年举孝廉一人；人口不满十万，每三年举孝廉一人。对于边郡少数民族杂居地区，另订优宽之制。在永元十三年下诏，对于幽州、并州、凉州的边郡地区，人口满十万每年即可举孝廉一人，不满十万每两年举孝廉一人，五万以下每三年举孝廉一人。 为避免荐举过程中的舞弊现象，地方察举之后，是否选得其人，还要经过考试，而后才能量才录用。更重要的是考试内容是因人之特长而有所不同，即要依其科目与被举人的学艺不同，由公府分别加以考试。两汉的察举与考试相辅而行、相互为用，确保了人才质量。察举加考试，是汉代选官制度中的两个重要步骤。 这之后，迄于东汉，不少名公巨卿都是孝廉出身，极大地推动了“廉”“孝”作风的形成，对汉代政治影响很大。两汉到汉武帝达到强盛顶峰，这种选拔人才的制度甚至比隋朝开始延续1300年的科举考试学而优则仕的制度还要完善。它不但强调“能”，更强调“德”，而“孝”则放在德的首位，在选拔人才上起了重要作用，即便在今天依然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。 孝道作为伦理道德始于西周，但西周的孝道是一种宗教伦理，主要表现为祭祀，到了孔子，孝道则发展为一种家庭伦理。家庭是社会的细胞，家庭伦理解决了，社会伦理就有了坚实的基础，这无疑是一大进步。到了曾子孟子则将孝道与忠君及个人道德修养联系在一起，把孝道泛化、政治化，并把孝作为治天下的一种手段。这就为汉武帝推行“举孝廉”制度奠定了基础。直到今天“举孝廉”制度依然不过时，甚至某些方面还不如两千年前的汉朝做得好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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发表于 2021-6-4 09:01
